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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30分左右，距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班时间已经所剩无几，整个办公大楼逐渐安静下来。就在工作人员准备结束一天工作的时候，一位神秘来客忽然出现在银行门口。 这个人身穿笔挺的呢子大衣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，整个人看上去气派十足。他向工作人员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，并表明了自己今天奉命前来，有一份国务院的紧急文件，需要立即送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处理。 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，眼看着银行马上就要关门，只见这名男子将一个信封交给了传达室工作人员，随后便匆匆离开，没过多停留。 信封上的字迹十分醒目： “速送，限下午5时40分前送到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。” 看到这样的内容，银行工作人员丝毫不敢耽搁。由于行长当时并不在单位，工作人员只能第一时间将这份文件交给当天值班领导拆阅。 然而，当信封打开的那一刻，里面的内容却让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。 这是一封带有周恩来总理批示的公函。 公函中写道：“今晚9时，一场事关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活动将在北京举行，有中外记者参加并拍摄记录影片。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拨付15至20万元人民币。” 而在公函左侧，则有周恩来总理关于拨付20万元现金的批示，时间正是1960年3月18日。 更加特别的是，在文件右下角还有两条明确批注： 第一，要市场流通旧票。 第二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。 并特别注明： 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。 虽然文件上有周恩来总理的批示，但银行工作人员心中任旧存在疑惑。 按照正常工作流程，总理办公室如果有重要批示，一般会先通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，再由办公室逐级传达办理。而眼前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却是一个陌生人直接送来文件，这显然不符合惯例。 就在工作人员犹豫不定的时候，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，询问银行是不是已经收到交办文件，并特别强调，如果收到，一定要尽快办理。 这个及时出现的催办电话，让银行工作人员心中的疑虑迅速消散。 毕竟，文件上要求的送款时间已经迫近，如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，影响的可能是一项重要国家活动。 此时距离规定交款时间，仅剩不到一个小时。 时间紧迫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北京分行立即行动起来，紧急调集20万元现金。 无论面额大小，工作人员将现金装满整整两只麻袋，随后迅速赶往公函指定地点——民族饭店。 谁也没想到，这场看似严肃紧急的公务办理，背后隐藏的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惊天骗局。 巧合的是，几名银行工作人员刚刚抵达民族饭店大厅，就有人主动迎了上来。 来人自称自己就是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。 见到银行工作人员后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收条递了过去。

  工作人员接过收条仔细查看，却发现这只是一张普通便条，上面既没有公章，也没有正规的财务手续。 按照银行的工作规定，仅凭这样一张简单的纸条，是没办法完成20万元现金交接的。 于是，工作人员要求赵全一进一步证明身份，并提供正式手续。 面对质疑，赵全一显得十分镇定，很快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介绍信。 介绍信内容如下： “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前往你行洽取捐款二十万元整。此致，中国人民银行。” 信尾还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章。 看到这封介绍信，再确认上面的印章无误后，银行工作人员终于放下心来。 他们按照程序，将2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全一。 然而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交出去的，不单单是一笔巨款，更是一个骗子精心设计好的骗局中的关键一环。 几天之后，总理办公室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。 电话中，银行工作人员询问，前几天按照周总理办公室送来的批示交付给有关人员的20万元现金，之后该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。 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让电话另一头的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瞬间愣住了。 他们随即明确告诉银行： 周恩来总理从未作出过这样的批示。 这一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雳。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他们立即将相关文件、信件全部送往总理办公室进行核查。 经过仔细比对，最终确认，这些所谓的批示、介绍信以及相关文件，全部都是伪造品。 事情性质极其严重。 总理办公室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给周恩来总理。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。 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前所未有的一起重大诈骗案件。 1960年3月27日深夜，北京西花厅。 周恩来总理坐在办公的地方里，神情凝重，不停地来回踱步。 那段时间，全国各地灾害频繁发生，许多群众生活困难，粮食和物资供应都面临巨大压力，这让周恩来总理一直忧心忡忡。 然而，就在国家和人民正经历困难的时候，北京竟然发生了有人伪造总理亲笔批示，从中国人民银行骗走20万元人民币的案件。 这一条消息让周恩来总理震惊不已。

  更让他担忧的是，案件发生后，嫌疑犯没有留下明显踪迹，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。 20万元巨款去了哪里？ 骗子究竟是谁？ 这一切，都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巨大难题。 1960年3月的一个夜晚，北京市李广桥南街。 暮色笼罩之下，一辆自行车缓缓驶来。 昏黄的路灯下，可以隐约看到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两个巨大的麻袋。 骑车的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，他骑得十分吃力，身体随着车身左右摇晃。 来到南街一户人家附近后，他停了下来。 男子神色紧张，不断左右观察，确认周围没有人注意后，才推着自行车匆匆进入院门。 而这两个麻袋里装着的，正是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送到民族饭店的20万元现金。 在那个年代，普通人的年收入只有几百元，20万元无疑是一笔令人很难来想象的巨款。 更何况，1960年的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。 这笔钱被骗走，不仅意味着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，更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。 整个公安系统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公安部下达指示： 限期10天破案。 接到任务后，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立即行动。 杨奇清从红军时期起便负责保卫工作，拥有丰富的侦查经验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多次领导侦破重大案件，并承担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重要任务。 面对如此棘手的案件，杨奇清迅速成立专案组，全力展开调查。 从伪造总理批示，到银行取款，再到民族饭店接钱，整个诈骗过程反复出现一个名字： 赵全一。 那么，这个赵全一到底是什么人？ 专案组首先是根据银行工作人员的描述，绘制出了嫌疑犯的大致画像。 通过多名工作人员回忆，警方确认，前往中国人民银行送伪造批示的人，与后来在民族饭店领取20万元现金的人，是同一个人。 此人： 年龄约30岁； 身高约1米70；

  身材不胖不瘦； 操北方口音。 掌握这一些信息后，公安机关立即向北京市群众发布相关情况，希望人民群众提供线索。 一时间，北京城掀起了一场寻找“赵全一”的行动。 然而，仅凭一张并不十分准确的画像，想要在数百万人的城市中找到一个人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 几天过去，案件依然没有突破。 专案组陷入了僵局。 就在大家焦急之时，杨奇清提出了新的思路： 嫌疑犯一定会留下痕迹，必须从物证入手寻找突破。 于是，专案组开始对骗子留下的信封、信纸以及墨迹进行技术鉴定。 然而，初步检测结果却令人失望。 这些物证没提供有效线索。 难道调查方向又错了吗？ 就在所有人陷入焦虑的时候，负责笔迹鉴定的技术人员突然传来了一个重要发现。 嫌疑犯留下的收条上，有一个字非常特殊。 那张收条写着： “人民银行送来币二十万。” 其中“币”字写法异常。 一般的情况下，“币”字上方应该是一撇，但这张收条上的写法却像是一个“人”字压在“巾”字上面。 这种特殊写法，很可能代表某种职业习惯。 技术人员判断，书写者很可能从事财务相关工作。 随后，专案组又对便条纸进行了检测。 结果发现，这张纸并非国产，而是进口纸。 当时外贸部内部有专门发放给工作人员使用的小便条本，因此，外贸部成为重点调查方向。 与此同时，警方又从伪造文件使用的信纸中发现新的线索。 信纸中间有一条切除线个格子，这种格式非常特殊。 虽然当时许多机关都使用类似稿纸，但具体印刷特点各不相同。 专案组翻查大量档案资料，最终在国家计委档案中发现，一份来自外贸部的稿纸，与伪造文件上的信纸完全一致。

  1960年4月2日。 距离案件发生已逝去15天。 距离周恩来总理限定的破案期限，只剩最后4天。 当天傍晚，专案组技术人员紧急进入外贸部，对所有档案文件展开地毯式排查。 终于，他们在一份档案中发现了“赵全一”这一个名字。 档案上的本人姓名叫王倬，而赵全一正是他曾经使用过的化名。 一个隐藏多日的真相，终于逐渐浮出水面。 王倬，1948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，后来来到北平。 他曾在北平特别看守所担任一个多月的收发员兼会计。 1952年9月，王倬进入外贸部出口局工作。 那么，这个王倬是否就是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、骗取20万元巨款的人？ 调查很快给出了答案。 警方发现，伪造介绍信上的图章，是通过刻蜡版油墨印制而成。 而王倬此前曾借用钢板，用于制作蜡版。 案发当天，外贸部其他工作人员都正常上班，只有王倬请假，理由是陪母亲去医院看病。 但调查发现，他当天根本就没有去医院。 笔迹吻合。 时间吻合。 作案条件吻合。 大量证据指向同一个人。 王倬，成为最大嫌疑人。 然而，专案组还需要确认： 这究竟是王倬一人所为，还是背后存在同伙？ 就在调查继续深入时，一个意外发现，让所有人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。 北京李广桥南街。 清晨，家家户户都升起炊烟。 南街3号院子里，也像往常一样生起了炉火。 可是，附近居民很快发现，这家的烟囱冒出的烟十分异常。

  不是普通柴火燃烧产生的白烟，而是一股股浓重的黑烟。 空气中，还夹杂着刺鼻的焦油味。 路过的人忍不住皱眉： “这烧的是啥东西，怎么这么糊？” 没人想到，散发出怪味的地方，正是王倬的家。 专案组立即意识到，这可能意味着王倬正在销毁证据。 难道他发现警方已经追查到自己，正在焚烧骗来的现金？ 情况紧急，一定要马上行动。 4月4日，杨奇清果断下令： 立即逮捕王倬。 行动时间定在午夜12点。 侦查人员迅速在王倬家周围布控。 零点钟声响起。 侦查员从房顶进入，迅速打开房门，将王倬抓获。 然而，被捕后的王倬却拒不承认诈骗事实。 更麻烦的是，警方在他家中未曾发现那20万元现金。 整整20万元，到底被藏在哪里？ 就在侦查人员做全面搜查时，王倬母亲张可民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注意。 她不断看向家里的砖地。 经验比较丰富的侦查员立即意识到，这里可能隐藏着秘密。 他们扒开砖地，果然发现下面藏着大量现金。 最终，警方找到了19万多元巨款。 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在炉子里发现了被烧毁的钱币残骸。 面对确凿证据，审讯人员只对王倬说了一句话： “你埋得并不深。” 听到这句话，王倬脸色瞬间变了。 很快，他心理防线崩溃，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。 他承认，这起诈骗案完全由自己一人实施。

  为了验证供词，警方让王倬重新演示整个作案过程。 结果令人震惊。 伪造总理批示，他只用了40分钟。 重新刻蜡版、制作印章，也都是他独自完成。 从前往银行送文件，到民族饭店领取现金，再到骑自行车将两麻袋钱带回家，整一个完整的过程证明，一个人可完全完成这场骗局。 王倬进入外贸部工作后，很快发现一个规律： 只要是周恩来总理批示的文件，各单位都会格外的重视并迅速执行。 正是这个发现，让他产生了伪造总理批示骗取巨款的犯罪念头。 外贸部过去没有礼堂，工作人员开会、学习、听报告时，经常需要到公安部礼堂。 而公安部礼堂两侧，陈列着、周恩来、朱德、等领导人的题词。 每一次去那里，王倬都有机会观察和模仿这些字迹。 他的犯罪想法，并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而是在长期观察和错误欲望中逐渐滋生。 令人疑惑的是，王倬拿到20万元后，为什么没有享受，也没有逃跑，反而选择烧钱？ 原因很简单。 他没想到案件会这么快暴露。 当全北京市都开始寻找嫌疑犯时，原本已得到巨款的王倬，却变成了一个惊弓之鸟。 钱拿到了，却不敢花。 巨大的心理上的压力，让他最终走向极端，试图通过焚烧现金毁灭证据。 然而，他没想到，这场火不仅没有帮助他逃脱，反而暴露了自己的踪迹，加速了自己的落网。 他的发财梦，也随着那堆灰烬彻底破灭。 1960年7月28日，北京市人民中级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。 其母亲张可民因帮助、包庇反革命诈骗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 从周恩来总理下令限期10天破案，到案件成功告破，仅仅过去了8天。 公安机关通过技术鉴定与群众路线相结合，最终追回国家损失，侦破了这起震惊中央的重大诈骗案件。 虽然案件最终告破，但它带来的影响和反思却远没结束。 当时的新中国，更多关注的是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，而对经济诈骗、内部管理漏洞等问题，许多机关和个人都缺少足够警惕。 周恩来总理对此格外的重视，并专门提醒各部门加强防范意识。 这次事件，不仅给当时各级机关敲响了警钟，也推动了后来国家经济安全和财务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。

  一场20万元的诈骗案，最终成为新中国安全防范史上的一次重要教训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